星空online(中国) - 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 1997年批准特许经营的第5号法律及2021年的续约条款违宪

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 1997年批准特许经营的第5号法律及2021年的续约条款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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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马政府终于正式对中国港口动手了。

  巴拿马正式撤销港口合约。

  就在今天,长江和记发布声明称,巴拿马政府于23日强行进入由长江和记附属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所营运的两个货柜码头,并接管这两个货柜码头的行政及营运控制权。

  巴拿马政府还同时禁止巴拿马港口公司代表进入这两个码头。

  这意味着,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苦心经营近三十年的港口资产——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在一夜之间被巴拿马政府强行没收,中国也没能保住位于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两端的重要口岸。

  中国没能保住这两大港口。

  为什么巴拿马政府会突然对中资企业动手?这场港口争端究竟谁是幕后黑手?中国官方为何罕见地发出最后通牒?

  李嘉诚旗下的这两大港口,是如何易主的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与中国和美国的海权之争密切相关。

  1997年,长和前身和记黄埔通过巴拿马政府国际公开招标,击败多家国际竞争者中标,获得25年的特许经营权。2021年,依据合同内的自动续约条款,经营权被合法延长至2047年。这本来是一份白纸黑字、经过法律程序的合同。

  然而在去年3月份,李嘉诚宣布计划以约228亿美元的价格,将全球港口业务(涵盖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这两座港口。

  此事引发巨大波澜。中国方面担心,如此重要的战略资产落入美国资本之手,将严重影响中国在西半球的海运影响力。因此对交易启动了审查程序,至今仍未通过。

  与此特朗普发布2025年的美国政府战略规划,其中将整个西半球划定为美国的实力范围,而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对美国至关重要。

  甚至,特朗普多次声称巴拿马运河已被中国控制,扬言要收回运河控制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1月初访问巴拿马期间,与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会面,讨论所谓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问题。

  在美国军舰威胁下,巴拿马政府只能暗自妥协。自去年起,巴拿马便对李嘉诚的港口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在今年出炉,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 1997年批准特许经营的第5号法律及2021年的续约条款违宪。由此认定李嘉诚的两座港口是非法的。

  裁决刊登于官方宪报后即生效,且巴拿马国内司法体系认定该裁决为最终裁定,长和无法提起上诉。

  裁决生效的次日,巴拿马政府立刻动手,强行接管了港口,中国也因此失去了这两处重要资产。

  在明面上,巴拿马官方坚称这是司法独立的结果。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此次接管基于国家紧急社会利益的合法举措,核心目标是确保港口不间断、安全、高效运营,并否认存在非法没收企业资产的行为。

  然而部分国外媒体直接指出真相。德国《柏林日报》直言此次接管是在美国持续施压下推进的结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接管港口的马士基集团并非普通航运公司。

  马士基集团旗下的美国子公司是五角大楼的核心承包商,长期参与美国海事安全计划,并为美国国防部运送军事物资和设备。

  多年来,马士基从美国军方获得的运输合同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如此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公司接管港口,显然意味着美国接管了中国港口。

  面对巴拿马政府的行动,中方反应迅速、措辞严厉、层级高,显示这一事件已经超越商业纠纷范畴,上升为国家利益层面的重大关切。

  2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新闻公报,明确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其指出巴拿马政府的做法破坏合约精神,并强调会坚定支持和维护香港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港澳办在2月3日的文章中指责巴拿马政府罔顾事实、背信弃义,屈从霸权、为虎作伥,并在文末警告:如果一意孤行,必将在政治上、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

  中国随后采取行动,要求国有企业暂停与巴拿马的新项目谈判和投资评估。多个基建项目被取消或暂停,包括巴拿马运河第四桥项目(价值约14亿美元)、阿马多尔邮轮码头、巴拿马地铁线路等,涉及投资规模达数十亿美元。

  这些重大项目,除中国外几乎没有国家能够以质优价廉完成,其取消将直接拖累巴拿马经济发展。

  中国还要求航运企业在不显著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考虑将货物改道经由其他港口运输。毕竟中国作为巴拿马运河的重要用户,占货运量比例高达21.4%,这意味着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和替代选择。

  巴拿马港口争端表面上是一场商业纠纷,实则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中国海外资产规模日益庞大。从非洲矿产到拉美港口,从欧洲基础设施到东南亚能源项目,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

  我们的对手不仅是当地利益集团,还有时刻关注并施压的美国。美国可以施压小国、操纵司法、撕毁合同,而中国无法像美国那样干涉他国内政。这种不对等的博弈态势,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出更加多元、更加有效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